在去年“奔私”热潮中选择自立门户的公募基金经理，很少有人料到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煎熬。
　　伴随A股两市成交量降至“地量”水平，基金经理、高管离职人数骤降。5月份公募基金经理及高管离职人数已经降至个位数，这与去年牛市高峰期单月动辄三四十人的变动不可同日而语。
　　分析人士指出，基金经理变动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后市的判断，如果预判市场后市行情不佳，显然留在“旱涝保收”的公募基金是更好的选择。此外，近期成立私募的门槛有所提高，再加上私募在熊市生存更为不易，种种条件限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“公奔私”的热情。
　　公募离职人数骤降
　　通常情况下，每年3、4月年终奖发完后，会是基金经理离职的小高峰。然而，今年却是个例外。
　　统计数据显示，今年3、4月公募基金离职人数分别为16人、13人，到了5月，这一数字更是跌至个位数。截至5月25日，5月单月离职人数仅为6人。而在去年，3、4、5月份离职人数分别为21、39、36人，到了6月股指登顶阶段，这一数字更是上冲到55人。对比两组数据，“牛熊”市公募人士转投私募的热情可谓“冰火两重天”。
　　“牛市时私募20%的提成，显然要比公募巨额的年终奖更有吸引力，而在熊市，公募基金旱涝保收的制度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”某业内人士称。
　　然而，有意思的是，所谓的牛熊判断并非想象中这么容易，当多数人蜂拥离开“体制内”时，或许也是一种危险的信号。如果绘制两条曲线，一条代表去年以来的市场指数，另外一条代表基金经理离职人数，可以发现，两者呈现较高的负相关性。
　　对此，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表示，基金经理“奔私”行为本身就是最大的“择时”，从这一点来看，大部分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好。或者说，当大多数人对牛市有一致预期时，市场很有可能向反方向演绎。此外，在牛市中成立私募更容易募到钱，再加上自立门户的基金经理一般有较好的历史业绩，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认可，也一定程度造成大量基金经理在牛市“奔私”。
　　“但是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，自己此前的亮丽业绩很可能得益于市场上涨，而非个股的超额收益。所以一旦熊市来临，很多高点奔私的基金经理的日子就难熬了。”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去年“公奔私”的很多基金经理目前管理的产品业绩表现并不好，包括很多明星基金在内，很多“公募派”的私募基金产品此刻都徘徊在清盘线的边缘。
　　个别私募基金管理人甚至对“奔私”不乏悔意。“目前的市场很难操作，产品净值已经快到清盘线了，稍有不慎就扛不住，但是不抓机会就更无路可走……”处于这种煎熬状态的私募不在少数，有些私募基金经理已经转身公募基金进行“再就业”，个别“回炉”做研究员的也不鲜见。
　　券商、保险资管成新热门
　　事实上，作为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，很多公募基金经理、高管，都将成立私募公司作为终极目标。“奔私”行为本身无可厚非，甚至为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但从个人角度来讲，选择“奔私”的时点、方式都具有一定的含金量。
　　王群航指出，从最早的券商资管、到公募基金，再到现在大量的私募，“奔私”行为其实促进了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。中国资产管理业都受益于公募基金作为“黄埔军校”为市场作出的贡献，他们将很多规范的行业管理经验带入到了其他岗位中。
　　而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讲，任何一个基金经理在公募只是投资部的一名员工，出于个人职业生涯的考虑，需要更大的发展平台。“‘奔私’是个人职业生涯可以理解的行为，但是这个行为如何运作、操作、实施得更好，就有讲究了。”
　　业内人士指出，从择时的角度看，真正有能力，择时很好的人，也应该敢于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开始职业生涯。在熊市敢于奔私，赚取阿尔法收益，在牛市的时候把业绩做好、规模做大。另外，除了自立门户外，选择类私募的保险、券商资管作为发展平台也可以是选项之一。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与去年离职后首选创办私募公司不同，今年选择到券商资管、保险资管的高管、基金经理的比例明显上升。最新消息显示，原光大保德信总经理陶耿已经确认履新国君资管。而在此前，富国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经理饶刚也已转投东方证券资管。
　　“单独成立私募一切从头做起，从管理来讲会有很多困难，而很多券商、保险资管的体系、团队都是现成的，只要把专业管理经验带过去就可以了。此外，有了现有体系之后，募集资金会比私募容易得多，而券商、保险资管都有一定的市场品牌，选择其作为平台，未来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。”王群航认为。